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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白鞋、长袖子、横须贺夹克这些爆款单品和潮流元素常常毒式的扩散至大众消费领域,然而千人一面的潮流与服装抄袭之间究竟是蕴含法律风险的互斥关系,还是由来已久的业界规律呈现?商业伦理和立法趋向间的冲突到底如何影响时尚业的利益取舍?法律的滞后性和不同法域间的反差又将如何分配被争议的产权?
2007年,年仅23岁的华裔设计师Alexander Wang在纽约凭借反传统的前卫极简设计一夜成名,并成为爆红设计师低龄化趋势和华裔设计师崛起的绝佳代表。其个人品牌的业绩在2009年更是一枝独秀,实现200%的增长。在着装备受业界追捧和Anna Wintour的提携下,这位“当红炸子鸡”不到30岁便赴任以“先锋优雅”闻名的传统时装屋Balenciaga。然而,将运动休闲风格融入高级时装的改造并未赢得立竿见影的商业反馈,Kering集团在去年被传以“在近三年的时间里并没有给Balenciaga带来多大起色”为由,不再与这位曾经炙手可热的新生代设计师续约。
毕竟,相较于旗下由Hedi Slimane自2014年初担任创意总监的Yves Saint Laurent,在凭借凌冽、街头感风格于当年就实现近60%高速净增长,今年上半年更是实现营业利润比上年同期猛涨80.2%,并同时将品牌带入10亿美元俱乐部的耀人业绩面前,确实有些相形见绌。Alexander Wang并没有复制个人品牌里频出爆款的成功历史,尽管二者均讲究略有相似的反奢华风格和对品牌原有形象的重塑颠覆。
Hedi Slimane功绩卓著,但其今年离任后与老东家就取消“竞业禁止义务”发生诉讼,并赔1300万美元金,而YSL官方instagram将被剔除的Yves 前缀重新纳入品牌全称,并清空了所有ins内容,意图与前任设计师彻底分割的举动,让人多加揣测母集团对这位创意总监在带来巨大经济效益时,在品牌改造过程中对品牌原先经典优雅形象颠覆的真实评价。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追逐符合千禧一代口味另类设计师的习惯依旧主导了Balenciaga对下任设计师的遴选。去年十月,号称无主题、无性别、无季节性的潮牌Vetements的创始人,格鲁吉亚裔德国设计师Demna Gvasalia正式接掌Balenciaga,虽然其随后推出的夸张廓形,具有权力感的着装尚未引发大规模的毒式跟风,但Vetements不规则剪裁、超大廓形、超长袖子的不羁已经从纽约街头蔓延到了中国内地。各路明星纷纷加入Vetements的街拍大军,以此彰显区隔于传统奢侈消费的叛逆形象。但迫于其高昂价格和供小于求的现实,潮便街头的Vetements卫衣更多以某宝同款形象示人。因为所谓爆款,其衡量标准甚至包括品的销量。
伴随着消费者可支配收入的大幅提高,服饰已不再是远古时期人类御寒的工具,而附着了更多的精神需求,无论是“改变当下”的年轻反叛意识,还是“文艺复兴”的传统追溯,大多数消费者,尤其是千禧一代,再经历或跳过大LOGO时代品牌植入的狂飙突进后,更偏向于富含街头文化或反讽意味的设计师品牌。
尽管标新立异特立独行的着装行为围绕着风格和潮流转变,但在“流行”的传统权威衰落背景下,人们对潮流所蕴含的群体归属感和身份认同更加强烈,对服装设计的新颖性和独创性感知也愈发敏感。然而,评价服装艺术水准原有权威的下降,和知识信息的广泛传播,致使(潜在)消费者们发现原先带有宗教崇拜色彩的服装品牌常常未能担当起名副其实的“创意领袖”或“潮流引领者”。针对抄袭、借鉴、致敬等由负面指控向模糊词汇的迁移,其实暗含着对知识产权保护模式和商业不正当竞争规则的博弈。
快时尚、轻奢、独立设计师与高级时装屋均深陷抄袭纠纷
今年8月,洛杉矶设计师Tuesday Bassen指控Zara在所售衣服和配饰中大量抄袭其原创设计,在其首先于社交网络上列出对比图后,更有包括Big Bug Press,Coucou Suzette,MariaInes Gul在内的数十名独立艺术家表示其创作也被Zara“原封不动”的使用在服饰中。无独有偶,Zara的“抄袭”劣迹早已声名远播,作为快时尚的现象级品牌和最大受益者,其不仅“掠夺压榨”那些尚未羽翼丰满的独立设计师的智慧成果,还不知疲倦的抄袭一众奢侈品,其中对Prada、Celine和Chloé的抄袭最为频繁。
作为在设计师领域中富有盛名的设计师,Miuccia Prada本人的专业水准和开创性的尝试常常被认为能够影响其他同级别品牌对潮流的判断,而Celine的现任掌门人Phoebe Philo更是被认为开启了Normcore的极简主义风潮,提升了女性在时尚业的话语权,并使得该品牌在创始人家族离开创意核心岗位后,一跃成为热门品牌,其年初的离职传闻更使得业界在历经一众顶尖设计师职位变动消息后忧心忡忡。
可见,高级时装屋对创意总监高额薪水和巨大权力的赋予都不无彰显了品牌对原创设计和形象维护掌控者的依赖性,而这在收行业声誉和商业成功面前都是值得的。但很明显,快时尚品牌在时装周秀场发布后快速剽窃,并投入生产攫取新产品的第一桶金,甚至覆盖了一部分认为高街品是奢侈品替代商品,流行来源于模仿借鉴的消费者,完全属于损人利己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而非服装行业的传统习惯。
但仅仅从商业利益竞争来揣摩时尚界的抄袭现象远不充分,对于部分尚处于创业阶段的新生代设计师,自身知名度和美誉度远比商业运营更为优先,他们更倾向通过与高曝光人物的合作,在宣传推广自身的核心印象中奠定自身的行业地位,商业报酬微乎其微,而至于设计是否抄袭,也往往讳莫如深。比如主打“中国风”的郭培和曾为多位明星提供礼服的樊其辉,都曾分别陷入抄袭Moschino、Valentino的风波。
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快速扩张的轻奢品代表Michael Kors也一直被诟抄袭爆款,无论是鞋包还是大衣,几乎金字塔顶端的奢侈品热门单品都被其提取相关元素,(例如铆钉、圆环、廓形等)再以相当便宜,甚至十分之一的价格,瞄准了那些尚无力频繁购买原版商品,却自认深谙潮流,对奢侈品鼓吹的身份认同深以为然的“中产阶层”。Roberto Cavalli就曾打破业界沉默,公开炮轰“Michael Kors是全世界最大的抄袭者,我只想告诉他不要再抄袭我了!停止!他是所有人的抄袭者!”即使近期轻奢风光不再,并开始尝试与明星合作推出特别款,但其能从业绩一蹶不振到快速增长并填补中间市场的空白,很大一部分归功于向市场供给足够宽泛的各类爆款替代品。
除了上述这些设计师与品牌拥有者身份重合,或是设计师地位不高的情况,顶级时装屋的明星设计师在一年四场甚至六场以上的女装秀压力下,必然面对创意干涸,“梗”用完了的尴尬,而这为致敬、借鉴留下了心照不宣的灰色空间。
在Celine2013秋冬秀场上,由Phoebe Philo设计的一款斗篷式大衣两袖缠绕的外观被认为与美国设计师Geoffrey Beene2004年的作品高度雷同,Chanel2016早秋高级手工坊系列主打的针织被指在没有得到设计师Mati Ventrillon的许可下,直接使用设计元素。该设计师称对方的两位员工曾以收集元素为由参观过她的工作室,而随后就发现秀场上出现了与自己品牌“一模一样”的产品。明星设计师从服装设计侵权的被害者成为侵权方,不禁让人讶异,时尚界的抄袭如此泛滥,在职业道德约束连同个人构思常被商业价值压倒之外,让人有恃无恐的恐怕还有法律默许下的寻租空间诱惑。
著作权法的价值衡量、保护模式和执行现状均妨碍了设计版权维护进程
南加州大学Norman Lear智库中心副主管Johanna Blakley曾在一次关于时装设计究竟有无版权保护的演讲中讲述一件轶事。Miuccia Prada与朋友在巴黎的一个古董商店里看中一款Balenciaga的外套,Miuccia本人仔细观察了这件衣服的构造和接缝,其朋友便劝她既然喜欢不如赶快买下。Miuccia却淡定的说“我会买的,但我还要复制它。” 乍听之下,设计师堂而皇之的承认剽窃,不免令人心生疑窦,难道知识产权在著作权和外观设计专利上的条款不包含服装?实际上,造成消费者常常觉得一夜间满大街的小白鞋、长袖子的原因主要来源于知识产权在服装领域的低限度保护取向。
众所周知,知识产权保护主要分为著作权、专利权和商标权,而服装设计的保护模式多着墨于前两者。但Miuccia之所以能够毫无顾忌的说出“复制”这样的词,首要缘于著作权保护的客体是作品,即具有独创性,通过一定的物质表现形式给予思想或情感客观再现的智力成果。在思想(idea)和表达(expression)之间选择后者,一是因为受众者对作品的理解更多取决于受众自身的独立思维,而由此导致的显著差异必然使得思想不受控制的出现各种不同解说。二是为了降低社会创造知识,延续文明的成本,对某个创意思想不再进行著作权上的保护。
比如,Giorgio Armani2015秋冬高级成衣系列就曾以梵高的《星空》为灵感,出一条颇有抽象幻境感的衣裙,而更早之前,Rodarte2012春夏则几乎直接照搬原图。梵高的另一幅名作《鸢尾花》也是众多设计师青睐的灵感来源。早在1988年,Yves Saint Laurent就曾以此创作上衣,而到了21世纪,这幅画作又再一次被搬上了秀场。 当然,尽管创意不受著作权法保护,但不代表在激烈商业竞争市场中,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创意可以任人宰割,目前通行的做法是通过商业秘密条款来进入合同法或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制范围。
设计师纷纷从画作中寻找灵感而可豁免法律管辖的另一原因还在于,依据《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公约成员国对一般作品财产权的保护期限仅限于作者有生之年及死后50年,很明显,备受设计师喜爱的梵高和莫奈逝世距今已久,设计师可以随性所欲的利用画作中的图条纹。但当模仿超出灵感的界限,相似性也越过一般人可甄别程度,侵犯版权的指控也难辞其咎。
美国街头涂鸦艺术家Joseph Tierney就曾对Moschino及其创意总监Jeremy Scott发起诉讼,认为其一款服装抄袭其壁画,并要求召回相关侵权服装。与之类似的还有如何评价对同一幅画作进行再创作的服饰之间的版权纠纷,相似性认定的难点之处在于著作权法只能禁止具有明显程度的抄袭和,却不能排除他人独立创作的相同或类似设计。
综上所述,时装设计师之所以乐意向名家借鉴,原因无外乎三条,一是法律不保护思想,设计师可以据思想情感阐发自己的理解并形成独立的作品;二是即使不同设计之间存有相似性,也可以通过各国法律对服装相似性判断的具体标准寻找漏洞,在合理借鉴启发的范畴下,解释实用性与艺术性兼具的服装是否构成实质性相似。类似于即便部分音乐作品听起来“像”,但因我国“八小节”的惯例,有理由怀疑其创作者在剽窃时合理规避了目前单一僵硬的条款。第三,则是公约成员国对作品财产权均实施了有限的保护期限,只要一过期限,绘画、小说、电影都可以成为引用对象。
而目前著作权对服装设计的保护模式也有许多令人诟的因素。若根据作品独创性的要求将服装分为两类,其中,通过工业方式大批量生产的大众化的普通服装并不受保护,而具有欣赏性的时装艺术服装则在理论上拥有保护价值。具体而言,保护的服装设计图主要针对服装效果图和服装结构图,而在设计图转化为成衣之前,服装样板图因经过初级纸样、试坯布,修改纸样等多个步骤,凝聚了设计师的独创思想,也具有知识产权。
但在立法层面关于知识产权究竟是自然权利还是阻碍知识传播障碍争议以外,法律执行领域时权利人也有对商业效益和打击侵权损失的衡量。首先,个人设计若短时间内被追随、模仿或借鉴,成为标志性设计的起源地,将为设计师积累巨大的声誉。其次,快速的跟进抄袭也将加速时尚业的更新换代。即形成诱导性过时和锚定。所谓诱导性过时,即指“当一项设计被复制到廉价的衍生产品上的时候,购买人群增大,设计的传播就开始腐蚀它自身的价值,既而加速该产品的淘汰。”也激励设计师重新创造新潮流。而锚定则更多的针对消费者的引导,将受众关于潮流的认知固定在有限的元素中。两者触及到时尚行业的基本运行模式,正如电影《穿Prada的女魔头》中的女主编所言说的,普通消费者之所以选择某个颜色作为穿着依据,是因为时尚业顶尖设计师的选择如同涟漪般逐步向外扩散,层层传导至中低市场。而这类市场运营规律也时装设计的产权保护出现了“法外空间”,不同于立法者从社会公共利益角度列举的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情况,时尚设计师会通过放弃追诉侵权来打破封闭的知识产权规则。
专利法中的外观设计更有利于保护原创设计
在著作权保护的低效和执行灰色空间和发明、实用新型均难以作为服装专利保护以外,外观设计是可以根据相似性保护服装设计的领域。所谓专利法上的外观设计,指的是对产品的形状、图或其结合以及色彩与形状、图的结合所做出的富有美感并适于工业应用的新设计。其专有性保护的排斥程度高于著作权,即如果被诉侵权方和被侵权方的形状、图、色彩等整体上的视觉效果不完全相同,但也没有明显差异的,则应当认为两者相近似。
除了相似性这个评价标准比较容易达到外,评价主体的范围也更有利于维护被侵权方利益。首先,应当以一般消费者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而不是以该外观设计专利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设计人员的观察能力为标准判断;
其次,应以一般消费者的视觉效果,而非外观设计创作者的主管创作为准;再次,对于一般消费者的界定通常从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两方面考察,而这个预期并不高。其中,知识水平是指“对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日之前相同种类或者相近种类产品的外观设计及其常用设计手法具有常识性的了解。”认知能力则是指,“对外观设计产品之间在形状、图以及色彩上的区别具有一定的分辨力,但不会注意到产品的形状、图以及色彩的微小变化。”
而服装设计在外观设计层面作为专利权的客体,主要有三种保护类型。权利人可单独对服装款式进行专利申请,也可选择单独申请服装图或将款式和图结合申请,但服装色彩只能同图和款式相结合才能申请专利。
比如,在Yves Saint Laurent和ChristianLouboutin的“红底鞋”之争中,关于后者对红底鞋是否具有专利权历经跌宕起伏。一审判决驳回了后者关于商标侵权的起诉,“认为红色鞋底虽然具有其特性所在,但却不能视为独家所有的商标”。二审却改判为“Christian Louboutin拥有红底鞋的专利,但当其他品牌设计的鞋子整体为红色时,不属侵权。”虽然两项判决来自美国,但如果件发生在我国,根据我国“授予专利权的外观设计,应当不属于现有设计”的规定,以及Yves Saint Laurent关于历史上“路易十四陛下在17世纪就穿着红底的皮鞋,经典童话电影《绿野仙踪》也有红底鞋的设计”的举证,Christian Louboutin恐怕也很难得专利。即便颜色很难成为外观设计的专利,但众多时尚品牌依旧孜孜不倦的像消费者灌输具有渲染力的品牌专属标志,颜色类就有号称由0%的蓝、100%的红、100%的黄和10%的黑构成的“Valentino红”,但更多的还是通过各种图和文字组成的商标来参与竞争。
作为品牌设计标志的文字图类商标正面临更大的法律风险
依据目前我国相关商标法律规范,可以将文字、图形、字母、数字、三维标志、颜色组合和声音以及将上述要素进行组合申请商标注册。且法律仅列举了消极排除条件,比如不得同“红十字”、“红新月”标志、名称相同或者近似等,而能够引发纠纷的往往是商标法第十一条的禁止情形:仅有本商品的通用名称、图形、型号的;仅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及其他特点的;缺乏显著特征的。
不过,前款所列标志经过使用取得显著特征,并便于识别的,可以作为商标注册。而我国知识产权法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欧洲国家和美国的立法经验,跨国品牌在不同国家遭遇的商标侵权诉讼判决虽时有差异,但法律内在逻辑仍有参考价值。
2015年,欧洲联盟普通法驳回Louis Vuitton关于推翻2011年申请专利的诉讼,判决其将无法继续使用Damier格纹图。而欧共体内部市场协调也剥夺了路易威登于2008年取的格纹图专利使用权。主要理由就是“这个格纹图是个有争议的商标图,它非常简单又平庸,由简单的元素构成。众所周知,它被许多产品广泛用作装饰……没有明显能够与其他格纹图区分的特征,不符合商标必须具备的‘识别性’和‘原创性’要求。”
与Louis Vuitton同相怜的还有Burberry,根据“任何单位或个人可以以该注册商标连续三年不使用,向商标申请撤销该注册商标”和对商标须具备显著特征的规定,2013年国内某公司在被Burberry起诉侵权后,釜底抽薪“倒打一耙”,向国家商标发出撤销由Burberry注册的Haymarke格子图的申请,而在当年年末,国家商标也撤销在包和皮具领域的该格子图文商标。
不过,消耗品牌商更大精力的还是文字类商标的侵权,主要可分为模仿近似、抢注中文名和伪造山寨。
自2009年始,Gucci在纽约、米兰、巴黎、南京多处状告Guess商标因模仿导致消费者混淆,商标侵权并构成不正当竞争。然而,各地判决乃至各地一二审的判决都出现了截然相反的状况。曼哈顿联邦法GuessGucci 466万美元,且Guess永久不得使用Gucci的菱形“G”字母、绿红绿条纹标识以及其他“G”字母商标。而米兰法则否决了这个意大利本土品牌的所有请求,甚至取消了包括Gucci菱形“G”字母LOGO和“Flora”在内的3个意大利注册商标和4个欧盟注册商标。与之相似,巴黎法驳回了Gucci提出的5500万欧元索赔要求,反而判决GucciGuess 3万欧元,而Gucci的三个相关“G”图商标也被判无效,其也不能继续独家使用。在米兰巴黎的判决作出之前,南京中级人民法判决Gucci胜诉,该也曾被认为是“首宗在非中国区域的组织或企业知识产权诉讼中,其中一方被裁定侵权及不公平竞争”的标志性例。
有业内人士认为,Guess的定位更偏向于年轻化,且价格也与Gucci相差悬殊,对于开拓新兴市场的后者来说,有足够理由怀疑其模仿品牌形象的营销策略会减少自己的潜在收益。两个品牌相似的外观不等于的很大原因就在于“侵权方”尚有一定知名度,且竞争市场虽有重合,但也存在差异。比如,韩国著名服装企业衣恋就曾因森马旗下一家服装店的营业形象侵犯其特有装潢形象而构成不正当竞争,向南通市人民法起诉。在起诉状中,原告认为其自身品牌形象店的外部装潢和内部装饰等已经形成了“独具风格的整体营业形象”,并与其产品服务建立了密不可分的“指示关系”。而某森马店面的外部形象、店面装潢、营业用具式样甚至组合摆放顺序都抄袭。
在跨国企业进入新兴市场的营销步骤内,一个契合品牌形象,又适应本土文化的名称是得大众好感的第一步,但由于品牌方法律事务部门的疏忽,其另一语言的称谓即使声名远播,却因被第三人抢注而无法得官方认可。2013年,低调潜行多年的Bottega Veneta终于敲定其品牌官方中文名,然而,其最终选择“葆蝶家”这个拗口称呼,而非朗朗上口的“宝缇嘉”,就是因为后者早已被另一家抢先注册。
而影响更广的则是运动品牌New Balance的中文名件。广州商人周某分别2004和2008年得了“百伦”、“新百伦”等商标专有使用权,并同时生产了相关男鞋产品。而New Balance在此前使用“纽百伦”作为中文名,但之后因代理商的代理权被取消,“纽百伦”的商标也被该代理商注册,New Balance也就不得不重新选择中文商标。所以自2006年起,New Balance就以“新百伦”为称呼开拓中国市场。但去年,广州市中级人民法判决:美国New Balance公司在中国的关联公司——新百伦贸易(中国)有限公司因使用他人已注册商标“新百伦”,构成对他人商标专用权的侵犯,需对方9800万元。
事后新百伦方提出上诉,而终审判决围绕新百伦公司对“新百伦”标识是否享有在先使用权,新百伦公司对“新百伦”标识的使用方式是否会造成相关公众的混淆,一审判决新百伦公司9800万元巨额经济损失是否适当三项议题作出审理,广东高对三个争议点的看法分别是:首先,依据解释,以是否造成相关公众混淆误认为判断标准;其次,上诉人组合使用“New Balance/新百伦”、“NB/新百伦”等商标,且在大陆市场进行“广泛地、持续地、大量地”宣传,致使被上诉人在使用注册商标时,被误认为是在攀附上诉人的商业声誉,甚至认为其是在侵害上诉人的商标权。
最后,关于数额,法认为被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事实上也很难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尤其是难以证明该损失与新百伦公司侵权行为之间是否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而另一方面,上诉人在被诉侵权期间因侵权所得的利益明显超过商标法规定的法定最高限额50万元,侵权方的主观故意也比较明显。综合考虑,法认为应在法定最高限额以上合理确定额。而“一审判决以新百伦公司被诉侵权期间利总额的二分之一作为计算损失的数额,忽略了被诉侵权行为与侵权人产品总体利润之间的直接的因果关系,显然不当。”所以,广东高最终判决新百伦公司周某经济损失及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共计500万元。
对此判决,舆论有同情,也有反思技术条款出现落后实际情况的滞后性弊端。暨南大学知识产权学教授徐瑄就认为,这其实属于与传统商标法不同的反向混淆,此现象会“显著削弱原告利用涉商标建立商业声誉和开拓市场的目的,导致原告注册商标的识别力被扭曲或遮蔽。如果不制止,就会使知名企业在使用他人的注册商标时毫无顾忌,从而发生弱肉强食的不公平竞争后果。”
然而,相比较犹抱琵笆半遮面的模仿和抢注,气势汹汹的山寨才是让品牌商蒙受巨额损失的主要元凶。去年五月,旗下拥有Gucci、Yves Saint Laurent、Balenciaga等品牌的世界第二大奢侈品集团Kering在美国向阿里巴巴发起诉讼,指控后者“故意为造假者在全球各地其产品创造可能性”。而作为前年与阿里巴巴和解并撤销起诉后再次提起的一轮诉讼,其依旧认为“阿里巴巴及其相关实体为造假者向美国客户自己的产品,提供市场广告和其它必要的服务”。而衣恋集团在起诉部分的生产企业时,也常常附带起诉淘宝,理由如出一辙。不过,对于源源不绝“平台”的指控,马云曾表示并不是非黑即白的事情,并抛出了“权利论”和“荒谬论”,称“如果你只是简简单单地说声’把它拿下’,那么这对于那个人(卖家)而言是不公平的。我们也必须保护这些人,而不只是保护品牌企业。你必须关心所有人,维护他们的权利……Gucci或任何其他品牌的手袋怎么能卖到这么贵?这很荒谬。”
更让人怀疑阿里在知识产权领域维护产权方权利的是,在去年双十一期间,上千名天猫员工身着一件红色翅膀卫衣,而这恰恰山寨自国内独立设计师吉承的鹤影卫衣。相对“幸运”的是,吉承最终得了阿里方面的公开致歉,而更多的国内独立设计师却只能无奈接受盗版侵权商品侵蚀市场的面。针对第三方平台力不从心的,被大肆山寨的发光鞋创造者万一方无奈感叹,“如果第三方平台无法重视和保护版权,无法严格的控制和审查,对品牌和设计师是一种伤害,也无法促进科技和创意产业的发展。
除了常规法律途径,时尚业正借“秀后即买”和“联名系列”规避风险
尽管被侵权人可以通过私下协商,向工商管理部门投诉,或是向法提起民商事诉讼,甚至向举报人等多种方式,但碍于成本、实际效果和品牌运营阶段轻重缓急等多重因素,独立设计师主动的例少之又少。Chictopia创始人刘清扬更是坦言“现在这种事情太多了,很多时候我们也是没有办法。之前也投诉过网上一些盗版的状况,但是太麻烦了,要的东西特别多,所以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没有办法,只能让自己做的更好吧”。
面对代价高昂的法律途径,时装业亦开始从产业模式改造来避免设计核心价值被附庸方攫取。“秀后即买”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就减少了中下游服装企业掠夺顶尖设计师潮流元素的可能。因为,相对于号称快速反应周期仅为两星期的快时尚,“秀后即买”的品牌早在大秀开始前生产了足够的服装。尽管这对生产体系的保密水平要求颇高,也因过分讨好市场,怠于建立价值体系,而尚未得以巴黎为核心的大牌设计师支持,但正如第一个宣布开启“秀后即买”的Burberry创意总监Christopher Bailey所言“我也喜欢传统,希望慢工出细活,但这个时代速度是一切。”
如果说“秀后即买”是潜在的被侵权方面对快时尚等业态作出的主动防御,那身背骂名的后者频繁推出的“联名系列”则是在重塑品牌形象外,规避法律风险的一箭双雕之举。
“联名系列”的狂热爱好者HM最具代表性,据不完全统计,其自开启联名概念后,先后与Karl Lagerfeld、Viktor Rolf、Alexander Wang、Comme des Garcons、Jimmy Choo、Maison Margiela等一系列横跨欧美亚的著名设计师合作,而其每次“联名系列”的发售都成为相关领域的谈资。更值得研究的是,曾经“土得掉渣”的海澜之家与国内设计师XANDER ZHOU合作推出联名系列,“传统宁波服装企业”太平鸟在告别模仿Zara抄袭大牌之路,发力培养自己的设计团队后,均展示了众多中下游服装企业试图通过加强原创设计得话语权的野心。由于“联名系列”直指著作权中的署名权,它也成为停止侵害的措施之一。上文中提到的Chanel2016早秋抄袭事件最终的解决方即以Chanel方事后承认抄袭、正式道歉,并承诺将在作品中标注Mati Ventrillon design字样结束。
纵使知识产权法规的立法价值和具体条款同服装业的产业运营模式同时存在着矛盾和变相两种截然相反的拉扯,而相关法律执行窘境也在设计师面对侵权暧昧不明的不同态度之间,时而得“合理化”的辩解,但在排除未确定的价值平衡争议外,切实履行应尽的义务,停止继续侵害既有产权则是商业文明的应有之义。从劣币驱逐良币环境中厮杀出来的服装企业,无论是否路径清白,都会选择加强原创设计团队,这既有合规经营的压力,也是塑造品牌形象,形成特有服饰理念诉求,锻造持续稳定竞争力的必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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